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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頁 > 專家學者 > 專家文庫
          論中國政治發展道路的核心要素及其現代適應性
          作者:鞠成偉    來源:《前線》2017年第8期
          網絡編輯:亦文 發布時間:2017-09-01 打印本頁 關閉窗口
          摘要:在移植西方式政治道路、模仿蘇俄(聯)式政治道路連遭失敗之后,歷經艱辛探索,我們終于走上了中國特色政治發展道路。目標型政黨領導、社會主義制度、社會主義政治理論是中國政治發展道路的核心要素。它既具備現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屬性,又有鮮明的社會主義性質,具有很強的現代適應性。未來我們要兼收并蓄、定力十足、上下協同、漸進平衡地推進政治建設,堅定不移沿著中國政治發展道路走下去。
          關鍵詞:政治發展道路;移植模式;政治的現代適應性

            國家間競爭從根本上講是國家組織能力的競爭。政治道路的優劣又從根本上決定了國家組織能力的強弱。所以,在國際局勢日趨復雜的大爭時代,政治道路問題是關乎民族存亡興衰的根本問題。雖然中國“三千年未有之大變革”仍未最終完成,中國政治道路仍未最終定型,但我們畢竟已經初步走出了一條符合中國自身需要的政治發展道路。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同志多次發表重要講話強調,要堅持不忘初心,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不斷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推向前進。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是我們黨在總結歷史經驗教訓基礎上做出的重大戰略抉擇,也是從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出發,在國家治理上提出的重大戰略任務。為了迎接挑戰、回應質疑、服務改革,對我們的政治發展道路進行考察、分析、總結、闡釋是非常必要的。

            一、中國政治發展道路的形成

            (一)移植西方式政治道路的失敗

            鴉片戰爭后,西方用堅船利炮叩開了中國的大門,古老的帝國開始了艱難的轉型。這種轉型在很大程度上是從學習先進的西方開始的。政治建設亦不例外。在中國的有識之士向先進的西方尋求治國良方的過程中,西方的政治也開始被中國模仿。這一模仿過程主要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戊戌變法。改良派主張學習英國、日本等國,實行君主立憲。核心主張是設立國會、制定憲法,以制約君主之權。第二階段是清末預備立憲。清廷頒布了《欽定憲法大綱》,對中央官制等進行了改革,并委任沈家本、伍廷芳等擬定了一系列政制改革草案。第三階段是辛亥革命后民國臨時政府期間,對資產階級政制的嘗試。孫中山提出了以五權分立為基礎的政制思想和建國方案,并在政權立足未穩、國家尚未統一、內政外交極端艱難的情況下, 進行了緊張的政制創立活動,開啟了中國政制現代化的新里程。[1]第四階段是中華民國南京政府時期。中華民國南京政府在清末和民國初年政制的基礎上,構建了一套由“六法全書”保障的政制體系,中國的移植西方式政治建設進入頂峰。

            自清末戊戌變法開始,經清末新政、民國全面改制,到1949年中華民國已經形成了一整套的民主政制體系。雖然中間也有某些中華舊制度的痕跡,這一體系主要是全面學習西方政治、移植西方政治思想的產物。中國在短時期內迅速從形式上建立起了完整的西方式政制體系,政權結構和制度體系已初具規模。但終因國內政局動蕩缺乏穩定制度環境、國際強敵入侵缺乏和平建設環境、保守勢力和傳統思想反對、外來制度水土不服無法落地等因素,歸于失敗。這一失敗表明,靠單純地移植西方資本主義政治,中國的政治現代化不可能取得成功。

            (二)模仿蘇俄(聯)式政治道路的失敗

            中國革命是在前蘇俄(聯)革命直接、廣泛、深入的影響下發生的。前蘇俄(聯)作為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第一個實踐者,它的成功給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產生極大的權威性和影響力。這種影響是從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建立蘇維埃政權時開始的。[2]建國后我們廢除了國民黨政府以“六法全書”為代表的舊法統體系,在政治建設的理論和實踐方面,完全走上了全面模仿前蘇聯老大哥經驗的道路。前蘇聯政治被運用到中國政治建設從理論到實踐的各個方面。建國后相當長一段時期內,中國的政治建設,被“蘇聯化”了。

            毫無疑問,前蘇俄(聯)政制對新中國摧毀舊法統后盡快恢復建立政制起了積極作用。但它的消極影響確實巨大的,主要體現在兩方面:一是社會主義法的虛無主義影響;二是過分強調國家機器是統治階級的意志和專政工具的作用。1957年以后,我國政制建設開始停滯不前,甚至出現倒退;到“文化大革命”,更是到了“無法無天”的地步,政制建設成果被破壞殆盡。建國后我國政制建設遭遇的挫折表明,靠單純模仿搬蘇俄(聯)式政治道路,中國的政治建設事業不可能取得成功。

            (三)新時期博采眾長、自主發展,政治建設取得巨大成就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辟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 也開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建設的道路。我們深刻總結我國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在民主和法制建設方面的經驗教訓,并根據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的實踐經驗,不斷加強社會主義民主法制。[3]逐步實現了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化、國家制度規范化、政治運行平穩化。在加強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建設的同時,我們還積極推進法治中國建設,逐步結束了政制中的“人治”,開始向“法治”的政制跨越,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經過上述闡述我們可以看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的形成,殊為不易。自鴉片戰爭后近代中國向現代轉型開始,經過170多年艱辛探索,在走過多次彎路,經歷無數次挫折、失敗、停滯、倒退之后,我們終于第一次走上了一條穩健可行的政治發展道路。通過總結國內外治國理政經驗教訓,我們徹底認清了民主政治、法治政治的重要性,深刻認識到民主政治建設、法治建設的極端重要性,提出要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能力的現代化。更重要的是我們發現了政治的模式并非只有一個,政治發展道路并非只有一條,政治建設并沒有標準答案。經歷曲折,我們終于擺脫了教條的束縛,理性自覺地選擇了自主發展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

            二、中國政治發展道路的基本內容

            對于究竟該如何概括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學界已有討論,但爭論較大,尚未形成基本共識。筆者認為,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最根本的保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的根本制度基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理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體系的理論指導和學理支撐。這三個方面實質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的核心要義,規定和確保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體系的制度屬性和前進方向。

            (一)目標型政黨核心領導、長期執政

            在典型的西方國家憲政制中,是先有國家、憲法和民主等憲制及其運作,后有政黨的。可以說是民主制、憲制創造了政黨,而非政黨締造了國家和憲制。在這種憲制下,政黨合法性的根基是個人基本權利尤其是結社自由,而非對政權的締造、鞏固與建設,或者其他神化的、超越性的目標。政黨的性質從根本上講只是一種普通的社會組織,是自律性的社會團體,和其他社會組織和團體的差別只在于其政治行業屬性。政黨哪怕成為執政黨、參政黨,也不直接享有公共權力,而是通過議會或者政黨推舉出的當政者、參政者行使公共權力。政黨的治理不直接包括國家治理。政黨可以有政綱,但卻無政權。政黨可以進行必要的自律性管理,但卻必須嚴格在憲法法律范圍內展開。憲法和政黨法對政黨行為有著嚴格的制約和限制。

            不同于西方國家的“選舉型政黨”,我們黨作為長期執政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領導黨,是一種“目標型政黨”。與此對應,我們黨的治理與西方式政黨的治理也存在根本性差異。在我國,是先有了中國共產黨,后誕生了新中國,然后才有了憲法和民主等憲制及其運作。可以說是黨締造了新中國和憲制,而非民主、憲制創造了黨。非西方、被侵略、貧窮落后的特殊國情決定了救亡圖存、求發展是中華民族的首要使命。這一使命決定了黨的合法性的根基首先不是個人權利,而是締造、鞏固和建設一個新中國,實現民族延續、國家復興和人民幸福。從性質上講,黨不只是一種普通的社會組織,而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是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唯一的、長期的領導黨和執政黨。從國家到政府到社會,作為領導黨,黨領導社會主義建設的一切公共事務。黨的治理既包括自身治理,也包括治國理政。作為執政黨,黨直接享有公共權力,通過黨委( 組) 等行使各種公共權力。國家治理是黨的治理的重要內容。黨既有政綱,也有政權。

            正是我們黨和西式政黨的差異性、我們國家的憲制和西方憲制的差別決定了我們黨的特殊地位。習近平同志指出,“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社會主義政治建設必須堅持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領導者社會主義政黨的領導。在中國,就是要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鄧小平曾指出:“社會主義道路,人民民主專政即無產階級專政,黨的領導,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對于這四項基本原則,必須堅持,絕不允許任何人加以動搖,并且要用適當的法律形式加以確定。”[4]現行憲法對中國共產黨在國家中的領導地位進行了規定,這一規定表明,我國將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發展民主和政治。這一關于黨的領導的規定,具有很強的原則性和政治性,具有兩層意思:一是我們國家的各項事業都要堅持黨的領導。這構成了我國政制的根本原則,不理解這一點就無法正確理解我國的政治體制。二是中國共產黨是“領導”而不是“實行”。這一規定(包括憲法的其他規定)沒有把任何國家權力配置給黨。根據這一規定,中國共產黨是領導,而不是直接管理國家事務。堅持黨的領導,向我們的政治建設提出了很多有中國特色的課題,需要我們對該如何更好地加強和改進黨的領導進行深入研究。

            (二)基本制度堅持社會主義屬性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就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以及建立在這些制度基礎上的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等各項具體制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堅持把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同基本經濟制度以及各方面體制機制等具體制度有機結合起來,堅持把國家層面民主制度同基層民主制度有機結合起來,堅持把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結合起來,符合我國國情,集中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特點和優勢,是中國發展進步的根本制度保障,[5]同時也構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體系的根本制度基礎。

            一方面,要把我們的政治建設植根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之上,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離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支撐,政治建設就是無源之水,難以長期健康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我們在長期革命和建設進程中,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經過長期探索實踐逐步建立和發展起來的。它凝結著幾代中國人的智慧和心血,是歷史的必然,是人民的選擇,我們必須倍加珍惜、始終堅持、不斷發展。另一方面,要通過全面深化改革,不斷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要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促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進一步完善;積極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促進人民民主制度的完善等等。要靠改革增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活力,提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吸引力和說服力,為政治文明建設奠定良好的制度基礎。

            (三)社會主義政治理論作為行動指南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理論是中國政治發展道路的理論指導和學理支撐,是推進政治文明建設的行動指南。這個政治理論是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基礎上創新發展出來的。馬克思關于國家與革命的學說,辯證唯物史觀,馬克思關于經濟基礎、上層建筑的論述等,對我們的政治建設仍然具有借鑒意義。毛澤東關于政權人民性的論述;鄧小平關于加強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建設,十一三中全會提出的“還是制度靠得住些”的論斷;江澤民提出來的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理論;科學發展觀中關于政治文明建設的論斷等等;黨的十八以來,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尤其是習近平總書記,提出關于政治文明的一系列新的論述。例如,提出“政治規矩”,要“嚴明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把守紀律、講規矩擺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堅持法治為主、德治為輔的政治理念;提出要通過全面深化改革調整分配方式改革、反腐和規范權力、消除權力尋租的空間,來解決利益分配不公問題,把利益共享這一執政理念和邏輯注入政治文明;堅持“兩個互不否定”,強調堅持辯證法和歷史唯物主義,強調不能脫離開特定的歷史條件看政治發展問題。從毛澤東的階級斗爭,到鄧小平的漸進改革,再到習近平的開創文明,我們的制度設計與價值目標正在發生新的巨大變化,我們的中國文明在不斷向前發展。

            20世紀80、90年代蘇東巨變之后,世界社會主義發展陷入暫時的低潮,唱衰社會主義的理論甚囂塵上。在那個時期,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鼓吹達到高潮,提出了“歷史的終結”和“意識形態終結”的理論,斷言人類發展道路的歷史爭論已經解決,認為資本主義代表了人類社會發展的最高峰。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和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有力地反駁了這種論調。新世紀以來爆發的金融危機以及它所帶來的全球實體經濟不景氣,更是暴露了資本主義的弊端。西方學界也開始反思、批判新自由主義,并尋找新的政治出路。2001年,以巴西勞工黨為主的拉美左派組織了世界社會論壇,旗幟鮮明地指出不同于資本主義的“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開始探尋替代資本主義的政治共識。中國作為當今世界上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有義務也有能力承擔起引領社會主義發展的重任。我們應當在批判新自由主義、探索社會主義道路方面做出更大貢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理論就是要探索出新的政治文明形式,以替代逐漸腐朽、面臨諸多問題的資本主義政治形式。

            三、中國政治發展道路三個維度的現代適應性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建設,是將人類對民主政治的普遍性認識與中國社會主義的特殊國情相結合, 立足本國國情, 建設中國特色政治的模式。它既體現了現代民主政治發展的一般規律,又符合中國的國情,具有很強的現代適應性。

            (一)中國政治是“社會主義”的政治,適應現代社會的平等需求

            實現政治平等,人權和公民權獲得尊重和平等保障,是現代政治的發展趨勢[6]相較于君權絕對、等級特權的封建王朝政治,資本主義的政治已經有了相當的進步性,雖然它仍在相當程度上服務于資本及其持有者的利益,但至少在形式上把平等作為制度追求。同樣,平等是中國政治建設的政治方向和靈魂指導,我們要建設的是社會主義性質的民主國家。經過長期探索,我們對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的核心思想、主體內容、基本要求等有了初步的認識和把握,并在此基礎上發展出了初步成體系的社會主義政治原則、確立起了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體系。對于這些原則和制度,我們必須長期堅持、全面貫徹、不斷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體系、制度是推進我國政治建設的根本遵循。

            社會主義政治一個突出的特征是對平等尤其是實質平等的追求。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指出“平等是社會主義法律的基本屬性。”平等是人類追求的最大的價值和理想之一。近代資產階級更是提出了“自由、平等、博愛”但它追求的更多地是一種形式平等。科學社會主義在批判形式平等的基礎上,把實現社會平等作為無產階級革命的基本目的之一。鄧小平始終把大多數人的政治利益和經濟利益放在首位,提出社會主義平等的精神實質是“共同富裕”。[7]習近平同志多次強調要堅定不移推進公平共享,增進更多民眾福祉。體現平等的“共享”理念已經成為新時期我國五大發展理念之一。中國的社會主義政治建設的一大特色就是強調要把平等貫徹到施政的全過程。對實質平等的追求,在我國政治建設中,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個方面是實行公有制,為追求實質平等提供物質基礎。另一方面是實施和完善社會保障,為弱勢公民提供物質幫助。追求平等,法律的公平正義十分重要。公平正義是社會主義政治的價值追求,是社會主義政治的靈魂。公平正義的核心是制度的公平正義。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使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加緊建設對保障社會公平正義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逐步建立以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為主要內容的社會公平保障體系,努力營造公平的社會環境,保證人民平等參與、平等發展權利。”[8]

            (二)中國政治是民主法治的政治,適應現代社會的民主需求

            現代政治是民主政治。傳統社會,尤其是君主極權社會,是壓制的等級性社會,政治問題尤其是政權問題,是不可以討論的,只能通過軍事等暴力手段解決。而在靠暴力解決政權問題的社會,民主政治是不可能正常運作的。現代政治則是對君主極權專制和教權壓制專制的否定。以天賦人權、公民權利平等和人民主權為基礎,民主成了現代政治牢不可破的基石。近代以來的歷史表明,現代的任何政治發展都不可能脫離民主這一基本價值。現代民主社會,為政治的和平運作提供了可能。在現代政治下,以人民主權為依托,以議會民主和行政民主為制度載體,民主需求得到了釋放的空間。作為對民主的保障,法治也得到了強調。法治為民主的運作提供了基本的制度框架。民主政治正常運作,是以一系列的民主制度設計和安排為前提的。比如,公民權利制度、社會民主制度、國家議會制度、政治問責制度、司法救濟制度、國家權力分立制衡制度、國家與社會分權制度等等。這一系列的法律制度框架安排,為民主政治運作,提供了基本的保障。

            民主是社會主義的生命,是我們始終不渝的奮斗目標,是我們黨和國家事業永遠充滿活力的力量源泉,也是我國現代化建設的基本戰略目標之一。所以,我們國家的政治毫無疑問是民主政治。在我們國家,問題不是要不要進行民主建設,而是怎樣加快民主建設、如何探索符合中國國情和實際需要的民主發展道路和制度模式。對此,我們黨一直在不斷地進行探索,可以說,改革開放的歷史同時也是社會主義民主發展的歷史。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就對民主問題進行了認真討論,會議強調必須重視民主,并要以法制保障民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發展民主、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重大決策之一,并成了以后中國政治發展和政治改革所追求的基本目標。三十多年以來,我們在社會主義民主建設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在充分肯定成績的同時,我們也要看到存在的不足,繼續加強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

            “法治”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保。我們堅持的是法治,而非“人治”或“權治”。我們的法治建設雖有其特殊性,但首先要具有法治的最基本屬性。法治中國不是要另起爐灶,重新發明一種治國理政的新方式,而是對人類法治文明的批判性繼承。在實踐中,法治主要呈現出以下幾個突出的面向:一是法律尤其是憲法在國家中具有最高權威。二是權力分立制衡,強調法律對公權力的約束。三是保障人權,注重公民權利保護。四是強調司法終結和司法權的獨立行使。我們的法治建設,同樣應具備法治的這些基本要素,在普遍服從的基礎上實現良法善治。

            (三)中國政治是權威與權利均衡的政治,適應現代社會的善治需求

            現代社會對政治最大的要求是實現善治。人權、公民權利也好,民主、法治也罷,都最終落腳到善治上。但是對于如何實現善治,在實現路徑上卻實現了分歧。受新自由主義影響,主流學界把善治的路徑片面地標定為弘揚權利、限制權力,擴大公民權,削弱國家公共權威,強社會,弱國家。這直接導致社會中心模式成為政治現代化的主流理論。社會中心論者認為,在現時代,政府行為的范圍、規模和基本形式都發生了根本改變,民族國家已經被意圖回歸國家邊界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國際組織或超國家組織掏空。財政或合法性赤字、固化的分裂、社會集團在政策和治理上持續增長的參與壓力等,導致了國家的弱化。他們認為,面對以上壓力,政府現在已經沒有單方進行治理的能力,相反,為了達到目的,國家必須要和利益集團、私營單位、慈善機構、非政府組織、超國家組織等其他主體合作,社會力量逐漸在治理中占據了中心地位。這種觀點忽視了一個至關重要的因素:如果市場想要有效運作、民眾想要擁有基本的權利與自由,我們擁有的國家必須是強有力的,而不能僅僅是最小化的。在經歷了十多年減少政府干涉的實驗之后,經濟改革家才明確地認識到增強政府能力的重要性;認識到必須使得政府具有提供有效率、有效益和回應性活動的能力;認識到政府不能僅僅具有管理宏觀經濟政策的能力,還必須有規范某些形式的市場行為的能力。[9]這樣,從“重新發現市場”的經濟政策和“重視社會作用”的治理政策,最終需要“重新發現國家”。為了確保新的參與和沖突解決方式的穩定性與合法性,擁有明確的、功能運作正常的治理機構是很重要的。到了20世紀90年代中期,人們越來卻越清晰地意識到,除非政府能設計并實施適當的公共政策,能公平、透明、高效地配置資源,并能對社會福利與公民的經濟要求作出有效的回應,否則,無論是市場還是民主都不能良好運作或者根本就不能運作。

            與這種現代需求相適應,中國政治恰恰是權威和權利相匹配的均衡政治。就權威而言:首先,我們的權威很“強”,我們擁有一個強有力的治理核心—中國共產黨,擁有一個高效能的政府體系。這樣一個強有力的公共權威體系恰好契合了我國轉型期的治理需要。在經濟進入“調整期”、社會進入“矛盾凸顯期”、安全形勢進入“錯綜復雜期”、改革進入“攻堅期”、增長進入“換檔期”的關鍵時刻,為有效應對這些矛盾,強有力的權威體系必不可少。其次,我們的權威很“規范”,實行的是依憲執政、依法治國、依規治黨。我們實行的是民主法治框架下的集權政治。就權利而言,我們國家的公民權利已經有了堅實的制度保障,市場經濟已經獲得了穩定的發展。并且逐步的,通過政治發展,我們初步走上了權力與權利雙贏的良好互動軌道。國家與個體、國家與市場、國家與社會開始實現良好互動。

            四、堅持走中國政治發展道路需要注意的問題

            (一)立足國情吸收借鑒,堅持兩個互不否定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建設必須從我國國情出發,尋求適合我國需要的政治發展道路。歷史和現實情況表明,政治的發展受到各種歷史社會條件的制約,世界上并不存在普遍適用的政治發展模式。各國只有從本國的歷史和現實出發,探索適合本國國情的政治發展道路,政治才有旺盛的生命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建設,是前無古人的開創性事業,我們一定要有開放的胸襟,十分注意吸收借鑒。首先是吸收借鑒西方發達國家政治建設的經驗教訓。在西方政治發展過程中體現出的某些政治發展的一般性規律,應引起我們的充分注意。我們要吸收借鑒的,是雖然出于西方、但卻符合政治發展一般規律的成果;對于出于西方、只適用于西方、具有明顯地域適用性的成果,我們應棄而不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建設,還要充分注意吸收借鑒我國古代政治建設的經驗教訓。我們長期視傳統文化為現代民主政治建設的阻礙,對它進行批判、改造。這其實是矯枉過正,走向了極端,忽視了我們傳統中優秀的政治資源。我國的民主政治建設,一定要注意歷史傳承,處理好文化傳統與政治建設的關系,要最大限度的批判性吸收傳統中的優秀政治資源。

            (二)定力十足,堅持反封建、反極左、反全盤西化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的形成和發展是曲折的,在這一過程中,始終伴隨著反封建、反極左、反西化的思想斗爭和政治斗爭。時至今日,封建遺毒在我國政治法律生活中仍是影響甚深。這些構成了我們政治建設的最大障礙之一,必須要下大力氣從思想上、制度上堅決進行反封建斗爭。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由于我國改革開放事業的蓬勃發展和政治的進步,“階級斗爭為綱”、“法律虛無主義”等為主的“左”的思潮在相當程度上沉寂了下去。但是近年來,隨著改革進入深水區,國際國內局勢趨于復雜,極“左”思潮又開始沉渣泛起。必須要有充足的定力,始終警惕和反對“左”的政治思潮和理念。中國作為民主政治后發國家,學習先進理所當然。但是,我們也要十分清醒地認識到,西方政治尤其是“選舉政治”不等于“政治標準”或“普適政治”,不能把西方民主政治當作人類民主政治的唯一標準或終極標準。我們要吸收借鑒的是一般性的規律性成果,而不能照抄照搬西方政治。把西方民主政治作為人類政治的“終結版”或“標準模式版”,并進而以此為方向發展民主政治,是十分有害的。

            (三)國家和社會協同,推動頂層設計與基層探索良性互動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以來,我們國家的政治發展,主要走的是國家主導的路徑。國家主導,并不是說社會就不發生作用,而是說社會的作用相對于國家來說是小的、不具支配性的。未來,需要對我國政治建設路徑進行適當調整,由國家主導型向國家和社會協同型過渡。主要理由有三個:首先,隨著改革進入深水期,政治改革往縱深推進,越來越觸及執政者和當政者自身的利益,單純靠國家主導,推進動力越來越不足。這就需要引入社會力量來督促前行。“壯士斷腕”需要絕大的勇氣,但他人幫助斷腕卻是輕而易舉。其次,隨著社會主義制度體系的形成,政治建設的重點逐漸由制定訂立轉向制度實施。立規靠國家推動,可事半功倍;制度的實施則需全社會努力。最后,社會力量的發展壯大已經為社會參與政治建設提供了可能。近年來,社會力量不斷發展壯大。中國的結構開始從國家一元型,變成國家—社會二元型,國家—社會鼎足而立的局面開始形成。隨著社會的發育、成長,社會力量對政治發展的作用日益凸顯出來。社會力量的加入,意味著中國政治發展又多了一個主要推動力量,發展路徑將從國家主導型向多元共推型過渡。

            (四)漸進平衡,注重強化制度實施

            民主政治建設要注意節奏和速度,欲速不達,尤其不要大躍進式地發展民主政治。政治發展一定要處理好規則投放量與社會可承受度的關系。盲目的過度加快民主政治發展進程,如果沒有相應的社會土壤予以吸納,容易造成規則的爆炸,并造成社會不穩。面對這種錯綜復雜的情況,應當善于統籌全局、合理規劃,才能保證政治改革順利和成功。改革規劃應當是一個漸進性的規劃,對于近期的任務、中長期的目標、具體的方法和步驟等等,都需要在深入研究的基礎上,科學思考、合理確定。在把握政治發展客觀規律、妥善平衡、真正深思熟慮的基礎上,逐漸推進改革措施。在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過程中,還要特別注意官方話語表達與行為實踐的一致性問題。在當下的中國,民主政治已經被寫進了憲法和相關法律,黨和國家的政策文件也是一再重申民主政治的重要性。但是,在實際的政治生活中,民主政治的落實卻并不樂觀。民主政治的官方表達與行為實踐的背離見諸中國政治生活的諸多領域,在相當程度上影響著民主政治的實踐和公信力。未來,要特別注重制度的實施,建立和完善民主政治制度實施體制機制,實現制度從“書面上的政治”向“行動中的政治”的轉變。  

          參考文獻:  

            [1]薛忠義、李曉穎:《試論近代中國爭取法治的不懈努力》,載《大連海事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4期。  

            [2]蔡定劍:《關于前蘇聯法對中國法制建設的影響——建國以來法學界重大事件研究》,載《法學》1999年第3期。  

            [3]參考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6頁。  

            [4] 鄧小平:《貫徹調整方針,保證安定團結》,載《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8頁。  

            [5]肖長富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中國發展進步的根本制度保障》,載《光明日報》20121222日第10 版。  

            [6] 可參考皮埃爾·勒魯:《論平等》,王允道譯,商務印書館1998年版。  

            [7] 王彥坤、吳景雙:《鄧小平的平等觀評析》,載《科學社會主義》2006年第2期。  

            [8] 胡錦濤:《堅定不移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 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奮斗》,新華網:http://www.xj.xinhuanet.com/2012-11/19/c_113722546.htm2014311日登陸。  

            [9] Arthur Goldsmith, “Institutions, Planned Development, and Socioeconomic Change,”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42(6),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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